作者认为中华法系的发生与发达，可以分为四个时期:萌芽期、成熟期、发达期、因袭期。

故民知所必就，而知所必去，推则往，召则来，如坠重于高，如渎水于地。雷电合而章，雷震而电耀，相须并见，合而章也，照与威并行，用狱之道也，能照则无所隐情，有威则莫敢不畏。

听讼吾由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!《中庸》: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其人存，则其政举;其人亡，则其政息。全部的哲理，都是人生哲理和政治哲理。说到发展农业经济，便有一个平均地权的问题要解决，说到发展近代工业，便又有一个节制资本的先决问题。黄帝置法而不变，使民安其法者也。故巧者能生规矩，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。

关于审判上之加减者，《周礼·秋官·小司寇》有云:听民之所刺，以施上服下服之刑。……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，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，首是忠孝，次是仁爱，其次是信义，其次是和平。试以所谓民事刑事不分为例。

北周，妇人当笞者听以赎论，是又以女子入于三纵之列，则对男子又为不平等之特例，此又一例也。在人民方面亦以涉讼为最不名誉之事，终身不人宫庭，[[1]]争是论非，引以自豪，今日在自好者方面犹有此一观念存在。建国方略中之训政阶段，而行约法之治，系改用伊尹训太甲，周公训成王之遗意，俾人民有过问政治之兴趣与能力，并去除一党专政之恶制，终必还政于民，奠定宪权基础，以求公而为国，私不在身。从而中华法系异于其它古代法系者，虽源于神权，终无宗教化色彩;虽出于天意，早有自然法精神。

而在思想方面，则由国父内承中国之固有文化、外有采各国之进步学说，截长补短，取舍得宜，集其大成，创造新说，是中国文化之三变也。自然法之见诸实用，泰西学者称之为人定法，换言之，法律须以自然法为其准绳而制定之是也。

盖农业社会安土重迁，又受宗法支配，自能容纳此种理法，工业社会则难适应也，此一例也。周礼上之司徒、媒氏、遂师、遂大夫、县正、司市、马质、墓大夫等皆系处理民事之官;其附于刑者则归于士。此乃内受先秦法家学说之影响，外受泰西形式条文之支配，致使中华法系在世人心目中，惟有律统、刑书、刑官、刑狱之类光芒射出;遂将其大部分神彩，隐藏于茂林深处，既已不免管窥井见矣。论其思想之表现于法律者，以礼为本，以刑为辅，刑事法之要除刑官外，固归之于律统，刑书、刑狱方面，而政事法，民事法则见之于礼书、礼制方面，并有先王成宪、开国祖训为不成文之信条，居于无字天书之崇高地位，与真正不成文的柔性的宪法相当。

从而在整个的法律进程上因天理而具有民本思想。盖国治天下平之要点已不属于刑书、刑制之类矣。儒家学说既能把握民族心理，维护立国精神，故在中华法系之精神方面，不似先秦法家限于狭义之刑事方面，认法律为终极目的，万事皆准于律，百度皆归于一，几若泰西命令法说或分析法学派之主张。其它见于国父讲演集者，更自多有，如尽梳爬之力，必能知其全璧。

家族制度为爱的结合，原自有其价值，但如古制之过甚其事，严格其制，则亦与时代精神不易呼应也。天理既出于民意，民本思想连表现于整个的法律观念之上。

于是汉虽以九章律为正律，除傍章、越宫、朝各副律、及尉、上计、田、左官……各杂律外，既得比附律令，而有科、比之目，又有经义折狱之事风行两汉，显然非罪刑法定主义也。例如汉儒董仲舒以经义折狱称名于世，而其思想则杂有阴阳五行之说。

法律为道德之甲胄，道德为法律之宝藏，需要庄严相时则以法律出之，需要慈和相时则以道德出之。举例言之，国父发明之五权宪法，考试权、监察权系选取中国之旧制，改变三权宪法之阙误，以求有益于国，有济于世。况律文所示不过烛火之明而已。凡刑官故意出入人罪时，以故所出人之罪抵之;过失出入人罪时，减其所出人之罪抵之，是故灭门令尹终必招令尹灭门之祸，入瓮酷吏终亦有请君入瓮之报，非皆可逍遥法外而枉法弄法焉。置政事关系、民事关系于各方对社会相互应尽之义务上，而不重视个人以权利为本位。且婚姻、田土之案件除重视乡党亲友调解外，乡官皆司其事。

例如田制方面之禁止强梁兼并，商业方面之限制私人资本集中，有若限田、均田、班田等制及管榷政策，对外贸易国营等事皆为法令所本是也。而中华法系伸张其势力于外邻各国亦在此际焉。

礼在入刑以前，对其约束，乃民事法之性质也。纵历代不尽一致，大体则有同焉。

礼之为用重在律已，虽君主不能免焉;刑之为用重在弼教，虽罪人有所恕焉。儒家称之为礼，应为民情风尚之所本，并以刑律道德律逼其就范。

然而在过去之整个的法律观念上，舍去家族制度亦即褪除中华法系之重要色彩矣。今日刑事法之论罪而科以刑，有其刑度。此亦儒家借用法家所创造之法律体躯，而赋与以灵魂之道也。且仅知其偏，不知其全，错觉陋识，自亦因此而出，如谓中华法系民事、刑事不分，如谓中华法系道德、法律混淆，皆是。

王道既本于天理，又不外乎人情，而出于礼者始入于刑，刑罚自非报复威吓之工具，重在明刑弼教，仍属礼之目的，谓其支持政事法民事法之作用也可，谓其维持道德律之使命也亦无不可。但古之所是，今则全非，以现代眼光观之，殊不能就此僵石而予以新生命。

盖天生民而立之君，使其牧之，君主仅为上帝之代理人，而非其代表者。今日虽称其属于效力之规定，古代则视为个人自勉之行为，礼之单独约束乃道德律也。

此乃在律在令无有正条，若不轻重相明，无文可以比附;临时处断，量情为罪，庶补遗阙故耳。又如明太祖亲自订律，命子孙不得妄改之，但廷杖既为一代秕政，而卫厂肆虐，婢作夫人。

再以所谓道德、法律混淆为例，实则法律与道德固非同源同流，亦非异源异流。 摘自范忠信、尤陈俊等编校:《中国文化与中国法系-陈顾远法律史论集》第540-550页,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。称孔子为集先圣之大成者，称孔子为圣之时者，称中国道统由尧舜禹汤文武而至孔子者，当知愚说之非属杜撰。盖中华民族发源于黄河流域各大平原，地势平坦无险，天时四季分明，胸襟庞大，秩序井然。

今所知者，如唐律断罪须引律令格式正文，明清律亦有断罪须具引律例，有律者不用例等语，就此而言。官之为言管也，吏之为言理也，管理众人之事皆须以民为本乃符天意。

然民事上之所应为者与不应为者皆预先以礼防范之，是故谓中华法系之在过去，无民法法典可也，谓将民事混人刑事中则不可也。然在古律之内又有一概括规定，如唐律诸不应得为而为之者，笞四十(注文，谓律令无条，理不可为者)，事理重者杖八十。

惟因女子之无社会地位，每或视为弱者而轻其罚，例如历代各律，女子之叛逆从坐，不与男子同受极刑。吾人固知罪刑法定主义系以法无明文不为罪为主，重在认罪，非在科刑。